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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行政復議證明標準的原理
          作者:佚名  來源:不詳  發布時間:2009-12-27 21:50:48  發布人:lsy1chj2wdh3

          內容摘要:行政處理活動中的證明標準、行政復議活動中的證明標準和行政訴訟活動中的證明標準具有同一性。行政復議證明標準具有合理性、哲學基礎和經濟學基礎。行政復議活動中的證明標準因具體行政行為的性質不同而不同,即行政復議分別采用“清楚而有說服力”的證明標準、“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和“優勢”的證明標準。
          關鍵詞:行政復議 行政訴訟 證明標準 區別 修訂
            證明標準的同一性分析
            行政處理活動、行政復議活動和行政訴訟活動的證明標準是同一的即同質的。在最初的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處理公共行政事務而做出行政行為的時候,其采用的證明標準的質量決定了行政復議活動和行政訴訟活動中證明標準的質量。行政復議機關和行政訴訟機關對引發行政爭議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審查來決定行政機關是否依法行政的時候,它們為查明事實所進行的證明活動同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行為之前進行的證明活動沒有質的區別,都是依托證據來判斷行政機關是否依法行政是否越權或者濫權。
            基于行政處理活動、行政復議活動和行政訴訟活動的前后一致性和所做出決定的公信力,行政處理活動、行政復議活動和行政訴訟活動的證明標準應當是同一的。所以,理解行政訴訟活動中的證明標準就等于理解行政處理活動和行政復議活動中的證明標準。從民事訴訟證明標準、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和行政訴訟證明標準比較的角度,本文更多的從行政訴訟的角度來理解行政復議中的證明標準。
            行政訴訟證明標準設置的哲學基礎
            行政訴訟活動的核心是查明已發生的事實,分清是非,采用適用的法律。因此訴訟活動的基礎是查明已發生的事實。但爭議發生的時候,事實的發生時間早已過去;所有查明真相的活動都是對過去發生的事情進行復原,因為不可能預見到事實的發生從而通知執法人員在旁參觀見證,尤其是刑事案件的事實的發生。所以,對于所有發生的訴訟爭議(無論是刑事爭議、民事爭議和行政爭議)都是對過去事實的認定。那么,執法人員怎么認定過去發生了什么呢?通過事實發生時對外界造成的影響和留下的痕跡進行判斷事實的發生方式、時間和地點等內容。之所以人們可以認識到一個事實的發生是因為發生的事實是客觀的、是不受人們意識所制約的;“存在決定意識”,正是因為事實的客觀存在才使人們認識發生的事實,如果沒有發生事實就沒有人們對事實的認識,如果沒有存在發生的客觀事實而有對事實的認識那么這種對事實的認識只能是臆想。客觀的事實在任何時候總是第一位的,這是整個人類認識活動的前提和基礎,也是所有訴訟活動的前提和基礎。
            當事實發生的時候總會對外部世界(外部環境)形成影響和留下痕跡,人們通過對這種影響和痕跡的收集、鑒定、推理和判斷來認知已經發生的事實,來拼湊發生的事實的真相。這種認知事實的方式的成功率受到科學技術、工作方式(譬如如何收集證據等)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因此,人們不可能總是百分之百的正確認知事實,所以對于訴訟活動的證明標準不應當是百分之百證明標準,即現在的訴訟法所要求的“客觀真實”的證明標準是不現實的和沒有理性基礎的。人們可以把“客觀真實”當作訴訟證明活動的終極目標(即執法人員永遠的追求)但不是每一個案件的證明標準;在案件認知事實中所要實現的證明標準是低于“客觀真實”的證明標準的,人們把這種證明標準稱為“法律真實”。“法律真實”是以人們的主觀形式表現出來的案件的“客觀真實”,但是這種以主觀形式表現出來的“客觀真實”不等于絕對的“客觀真實”。基于不同的訴訟活動的性質在不同的訴訟活動中“法律真實”具有不同的證明標準。
            “法律真實”是一種以主觀形式表現出來的對案件發生的客觀事實的認知,那么這種主觀的認知方式就具有不穩定性,采用這種主觀的認知方式查明事實真相成功的可能性就會受到多種因素影響:其中的一些因素是不可預測不可防范的因素,對于此類因素只能自求多福沒有方法避免。但是另外可以影響到主觀認知過程的一些因素屬于穩定的因素,這些因素的水平越高則查明的事實真相(即“法律真實”)越接近“客觀真實”,所以應該發展這些因素的水準來提升案件事實認知的可信性和公信性。通俗地表述,即在一個主觀的認知過程中,通過對一些具有穩定性因素的改進來提升主觀認知的質量。

            在這些具有穩定性的因素里面,科學技術水準的提高在功能上可以體現在使用科技手段促進案件爭議事實真相的發現;執法人員的專業化和職業化可以保障執法人員的專業技能和道德品質以此促進案件事實真相的可信性和公信力;證據取舍規則的功能在于把執法人員的內在對證據進行取舍的思維方式、取舍理由透明化公開化,使一般民眾可以復制執法人員的思維過程和驗證執法人員的證據取舍的結論,從而提升認定的案件事實真相的可信性和公信力;同時可以社會公眾對此證據取舍規則的實踐博弈來改進證據取舍規則的內容,避免“在同一規則下不同的執法人員對同一類案件得出不同的結論”的現象。設置證據取舍規則實質上是把一個主觀過程即一個證據取舍的內在思維過程客觀化外在化,以此來提升內部思維過程的質量。行政訴訟證明標準設置的經濟學基礎
            民法和行政法在某些思維方面是相通的,我們可以使用民法的研究思路來研究行政法。下面是筆者由競爭法所引發的一些對行政法的思考。競爭法維護的是自由低成本的經濟秩序,在自由競爭和公平競爭的環境下,社會主體使用資源的效率是最優的,可以達到最低的成本生產最合理的產品。從而維持一種簡單、高效率、低成本的生活模式。證明標準、舉證責任和證據的性質三方面結合在一起也是為了保護和維持公民的簡便舒適有效率的生活。在社會科學領域,任何合理的制度的演變,都可以在背后找到經濟成本的原因,即可以證明出這是一種帕累托的演進。達不到這種帕累托演進的制度沿革,雖然也是一種制度向另一種制度的沿革變化,但是整體的社會效率并沒有因此而得到改進反而倒退,即社會處于高成本、低效率的運轉狀態。在民事訴訟中,采用一般的普通的證明標準和訴訟雙方分擔舉證責任的制度。一般的普通的證明標準是優勢證據證明標準,即在對立的證據體之中,具有優勢證明力的證據會被采信成為法院認定事實的依據。通俗的表述是兩類或者兩個證據進行PK,證明力強的那類證據或者那個證據能被采信成為法院認定事實的依據,即法院承認了這類證據或者這個證據所代表的可能性。優勢證據的證明標準和訴訟雙方分擔舉證責任(即“誰主張誰舉證”)的制度設計保證和維護了民事活動的靈活與方便性,也維護了民事權益是一種自己意志自由決斷的權益的性質。民事訴訟中的證明標準和舉證責任制度的設計是人類經過千百次博弈而形成的一種最優化民事行為模式的選擇,維護了低成本、高效率、靈活且方便的生活方式。如果證明標準再放低,那么就會導致民事行為沒有穩定性,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隨地提出一些沒有真假的民事訴訟,從而導致民事活動的萎縮和社會公眾的自閉;如果證明標準設置的高一些(譬如采用刑事訴訟中的證明標準),那么對于民事活動的主體而言,為了增加自己在以后發生的民事爭議中的勝訴的可能性,就要在民事活動中步步為營,時時刻刻注意收集證據,以達到“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的證明程度,這種民事活動的模式肯定會帶來民事活動的成本的增加以及民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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